九·一八事变

日本发动的侵华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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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义词九一八事变（日本蓄意制造并发动的侵华战争）一般指九·一八事变

“九·一八”事变又称“奉天事变”、“柳条湖事件”，是1931年9月18日日本驻中国东北地区的关东军突然袭击奉天（今沈阳），以武力侵占东北的事件^[1]^[55]。

1931年9月18日晚10时20分，日本关东军自行炸毁南满铁路柳条湖段一段路轨，反诬中国军队破坏铁路。坐镇沈阳的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收到路轨被炸的报告后，当即以关东军代理司令官、先遣参谋的名义向关东军部队发布进攻中国军队驻地北大营和沈阳的命令。各路日军向北大营发起猛烈进攻，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爆发。19日，关东军迅速占领南满、安奉铁路沿线的重要城镇营口、田庄台、盖平（今盖州）、复县（今瓦房店）、大石桥、海城、辽阳、鞍山、铁岭、开原、昌图、四平、公主岭、安东、凤城、本溪等地。随后，又向长春等地发起进攻。用时4个月零18天，占领辽宁、吉林、黑龙江^[55-56]。1932年2月，东北全境沦陷。日本挟持溥仪到长春，建立伪满洲国傀儡政权^[98]，开始了对东北人民的殖民统治，使东北3000多万同胞饱受痛苦^[1]。

“九·一八”事变揭开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东方战场的序幕^[1]^[50]，是中国人民十四年抗日战争的起点。^[99-100]由于张学良忠实贯彻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东北三省在不到半年的时间内被日本占领^[94]。“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中共坚决主张对日抗战。在中共的号召、推动，其他爱国团体、人士的呼吁下，全国抗日救亡运动兴起^[55]。东北人民和未撤走东北军部队组织起抗日义勇军^[1]。东北抗联孤悬敌后，与数十万敌人殊死搏斗，涌现出杨靖宇、赵尚志、赵一曼等英雄^[97]。

中文名: “九·一八”事变^[94]
外文名: September 18 Incident^[69]
别名: 奉天事变^[1]、柳条湖事件^[1]
发生时间: 1931年9月18日^[94]

发生地点: 中国辽宁省沈阳市^[93]
指挥官: 土肥原贤二^[95]、板垣征四郎^[95]
兵力: 日本投入总兵力不足两万^[96]
性质: 侵华战争^[70]

事件背景

播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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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背景

一战后，日本在华扩张受到了英美列强的遏制，中国的北伐战争使日本在华利益受到削弱，促使日本政府调整对华政策，加快吞并中国东北地区的步伐；20世纪30年代初，世界性经济危机发生，日本经济遭受沉重打击，陷入极端困境，并导致政治危机，在内外交困情况下，日本法西斯势力决意冲破华盛顿体系对日本的束缚，趁英美忙于应付危机，蒋介石大规模“剿共”之际，夺取东北，以摆脱困境，并图谋争霸世界。

中国方面

皇姑屯事件

日军与东北军阀张作霖曾有合作关系，但渐渐的，日本开始将张作霖视为障碍。1928年6月，日本关东军发起皇姑屯事件，将张作霖乘坐的列车炸毁，张作霖重伤不治身亡，日本希望借此事件造成东北出现群龙无首的局面，借机占领东北。^[2]

张作霖

东北易帜

1928年12月29日凌晨，张学良等冲破日本帝国主义的阻挠，联名通电全国称：“仰承先大元帅遗志，力谋统一，贯彻和平。已于即日起，宣布遵守三民主义，服从国民政府，改易旗帜。”是日起，东三省一律改悬南京国民政府的青天白日旗，是为东北易帜。至此，北洋军阀在中国的统治历史宣告结束。国民党政府形式上“统一”全国。^[3]

张学良进一步对日本采取不合作的态度，并开始在南满洲铁路附近建设新的铁路设施，通过低廉的价格与之竞争，导致南满洲铁路陷入了经营危机。感到危机感的关东军不断提出抗议，但张学良并不愿意妥协。因此日军石原莞尔、板垣征四郎等人决定发动战争来夺得主导权。^[4]

中东路事件

1929年6月15日至20日，辽、吉、黑、热四省及哈尔滨特区军政大员齐集沈阳，参加张作霖逝世一周年纪念会，并讨论中东路等有关问题。7月7日，张学良赴北平与蒋介石晤谈。7月10日，南京政府外长王正廷亦被召至北平；同日，张学良贸然派军占领“中东路”，并将苏联的商船贸易公司、国家贸易公司等驻华机构同时查封，搜查苏联职员，逮捕200余人，此为“中东路事件”。^[5]

1929年7月13日，苏联政府照会中国政府表示强烈抗议，并限期答复举行和谈的建议。7月16日，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复照苏联外交部。7月17日，苏方认为不能满意，向南京国民政府宣布断绝外交关系。7月19日，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就中苏绝交问题发表对外宣言。7月20日，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为苏联事发表《告全国将士》电和《告东北将士》书。7月23日，国民政府关闭驻苏使馆。至此，中苏邦交完全断绝，苏联在中国的权益暂时委托德国代办负责。^[5]

1929年7月24日，国民政府发出通电，号召“全国军民，沉机应变，一心一德，以御外侮”。8月18日，张学良发布对苏战争总动员令，并派出4个步兵旅、两个骑兵旅共约6万兵力开赴中苏边境。与此同时，苏联远东军区司令加伦也动员了10万红军，陈兵中苏边境。从10月12日开始，东北军与苏联红军的激烈交战正式展开。东北军从战争一开始便处处被动，最终以损兵折将2万余人而收场。12月22日，中、苏双方签订《伯力协定》，中东路完全恢复到冲突以前的状态。^[71]

国共对峙

1927年国共关系破裂后，国民党虽然逐步统一于南京国民政府的旗帜下，但是其内部派系林立，纷争不断，国民政府对南方各省的统治力度薄弱。自1927年秋至1930年夏，中共先后组织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年关暴动、平江起义、百色起义等上百次起义和暴动，先后创建井冈山、赣南闽西、湘鄂西、鄂豫皖边、湘鄂赣边等十多块革命根据地，发展武装十多个军、七万多人，并多次击败国军一省或多省联合的“进剿”和“会剿”。^[6]

1931年7月攘外必先安内手令

中原大战结束后，蒋介石于1930年10月、1931年4月，先后两次对中共领导的中央苏区进行两次大规模围剿（使用均为杂牌部队），均告失败。

1931年7月，蒋介石再次调集30万军队，以十倍于红军的兵力发动了对中央苏区的第三次“围剿”，毛泽东、朱德等红一方面军领导人决定采取“避敌主力、打其虚弱”的方针，首先避敌锋芒，绕到敌人的背后，然后攻其后路，打破敌人“围剿”的方略，进行反“围剿”斗争。至8月6日国民党军已被红军拖得极为疲劳，红军作战进入由被动变主动的第二阶段。在红军的不断打击下，国民党军队已无力再战，蒋介石被迫于9月初下令“围剿”军总退却，至此红军获得了第三次反“围剿”的胜利。

国内混战

1930年3月，为争夺中央统治权，汪精卫联合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等地方实力派发起挑战蒋介石南京中央政府及国民党中央会议的内战，5月蒋介石宣布“平叛”，双方激战近半年、伤亡30万人，史称“中原大战”。^[7]

1931年5月底，广州国民政府外交部长陈友仁秘密出访日本，三次会见日本外相币原喜重郎，“表示愿以东北权益博取日本军火”，但未得到响应；^[8]陈友仁在日期间，还会见苏联驻日大使寻求支持，也被拒绝。^[9]

1931年9月1日广州国民政府进行总动员，出师讨蒋，并在天津设立“北方军事政务委员会”，任命阎锡山、冯玉祥、韩复榘、邹鲁等人为委员，统一北方反蒋武装。^[10]

蒋介石迅速调兵“讨逆”并亲自从南京往南昌督战，至此，国民政府主要军事力量都被吸引在了南方。

江淮水灾

1931年7月28日，长江中下游豪雨成灾，大水席卷江淮流域8省2市，汉口堤防溃堤，直接冲击了南京国民政府的经济和赋税重心，使本已捉襟见肘的南京国民政府财政雪上加霜。大水造成的灾民占全国四分之一人口，损失达20多亿元。国民政府紧急组织“救济水灾委员会”，作为代表政府的最高赈济机构，制定各种应急救灾对策。

国民政府战争频繁，再加上各项建设事业需费甚多，国库空虚，严重财政赤字，但仍将全国预算七分之一用于赈灾，使国家赤字愈加增多。国民政府还通过赈灾公债、美麦借款、加征税收、摊派捐款和社会募捐等筹集钱款赈灾，至1931年底共筹集6000余万救灾款。但湖北、安徽、江苏仍爆发骚乱。^[14]

万宝山事件

1931年，中国人郝永德未经政府批准，骗取万宝山村附近12户农民的土地，并违法转租给188名朝鲜人耕种水稻。这些朝鲜人开掘水渠，截流筑坝，侵害了当地农户的利益，马家哨口200余农民上告。吉林省政府批示：“令朝侨出境”。然而日本驻长春领事田代重德，派遣日本警察制止朝鲜人撤走，且限令于1931年7月5日前完成筑渠。7月1日中国农民愤而填渠毁坝，日本警察以护侨为名开枪打死打伤中国农民数十人，一手制造流血事件。事后，日本歪曲事实真相，在朝鲜各地煽动反华风潮，致使旅朝华侨死伤数百人，财产损失无数。同时日本借机增兵满洲，为武装侵略东北大造舆论。万宝山事件成为九一八事变的前奏。^[11]^[72]

“九一八事变”的历史图片

中村事件

1931年6月，日本关东军中村震太郎大尉和曹井杉延太郎在兴安岭索伦一带作军事调查，被中国东北军兴安屯垦公署第三团团副董昆吾发现并扣留，在证据确凿情况下，团长关玉衡下令秘密处决中村震太郎。日本借机宣称东北军士兵因谋财害命而杀死中村，威逼中国交出关玉衡，并在日本民众中煽风点火，用“中村事件”和“万宝山事件”诬陷中国“损害日韩移民”。^[12]^[73]“中村事件”成了“九·一八事变”的导火索。^[74]

尽管日本在万宝山事件和中村事件多次挑衅，张学良仍于1931年9月6日致电东北军参谋长荣臻及东北三省政务委员会：“现在日方对我外交渐趋积极，应付一切，极宜力求稳慎，对于日人无论其如何寻事，我方务须万方容忍，不可与之反抗，致酿事端。希迅即密电各属，切实注意为要。”这就是所谓的“鱼电”。^[13]

日本方面

日本对外侵略的思想和政策

日本对外侵略扩张的思想和政策由来已久。1592年和1597年，丰臣秀吉两次发兵侵略朝鲜，妄图以朝鲜为跳板，侵略中国，征服亚洲。他的狂妄侵略行径被朝鲜人民和朝中联军彻底粉碎。18世纪90年代，本多利明的《西域物语》竭力鼓吹入侵堪察加、库页岛和满洲。19世纪50年代，吉田松阴曾主张：急修武备，一俟船坚炮足，北割满洲之地，南取台湾、吕宋诸岛。1874年，大久保利通实施了西乡等制定的远征台湾计划，悍然侵犯中国台湾。日本侵略军登陆后，对台湾人民进行了残酷的屠杀。事后，又从中国获取50万两白银的“赔款”。1875年，作为“征韩论”的发展，日本武装侵略朝鲜，制造了“江华岛事件”。1897年至1911年，日本经过中日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吞并了朝鲜，夺取了台湾和库页岛南部，取得了辽东半岛的租借权，成为帝国主义五个列强之一。^[75]

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中国台湾、吞并朝鲜后，就阴谋独占整个中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垄断资本大发战争财，经济实力急剧膨胀，成为公认的“帝国主义暴发户”。进入20世纪20年代，发生了战后第一次资本主义经济危机。^[89]日本受到这场危机的冲击。日本统治集团决定发动大规模侵略中国和亚洲的战争，以摆脱经济和政治危机，争夺新的原料产地和商品市场，并全面控制中国进而控制亚洲，称霸世界。^[15]^[75]

日本军国主义扩张

明治维新以来，日本奉行军事优先的原则，培养了大批职业军人；而1921年华盛顿会议后，日本开始大规模裁军，1921年至1930年日本的军费由七亿三千万日元裁减到五亿日元以下，裁减额达40%。大规模裁军引起了军人们的强烈不满，不满的军人开始秘密集会，天剑党、樱会、一夕会等以东条英机、冈村宁次、石原莞尔为首的军人秘密组织纷纷成立。^[15]

田中奏折

1927年6月底7月初，日本首相田中义一主持召开了决定日本国策的“东方会议”（此为系列会，含五次正式会议）。同年8月，被日本政府推捧为“东亚新体制先驱”的森格，又主持召开了大连会议（又称第二次东方会议）。这两次会议，最终决定了日本对华侵略的总体策略。田中义一在呈给裕仁天皇的奏章《田中奏折》中，提出“惟欲征服支那（中国），必先征服满、蒙（东北、蒙古），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充分暴露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野心。^[76]《田中奏折》提出日本“应开拓满蒙富源，以培养帝国恒久的繁荣。”为此，日本必须千方百计地取得满蒙的土地商租权、铁路建筑权、矿权、林权、对外贸易、海运、金融权等；日本人自由出入满蒙；设置日本政治、财政、军事顾问和教官；大力奖励朝鲜移民；派遣军人潜入蒙古，控制旧王公等。为了管理满蒙的事务，日本政府要设置拓殖省即殖民部。^[75]

关东军在东北的扩张

1905年，日本在日俄战争中获胜，通过日俄讲和条约，将中国旅顺、大连等地的租借权和“长春－旅顺”一段铁路及附属设施的财产权利占为己有。随南满铁路一并转让给日本的还有铁路沿线的行政、司法和警察、驻军等权力。1906年，日本创立“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简称“满铁”，经营南满铁路及其附属的一切权益，成为日本在中国东北进行经济侵略活动的指挥中心；同年，日本在关东州（俄国人称旅大租借地）设置关东都督府，下设民政部和陆军部。根据条约，日本以保护南满铁路为名，组建了铁道守备队，这便是“关东军”的前身。1919年，在关东都督府陆军部的基础上，日本人在旅顺口设关东军司令部。到“九一八事变”，关东军一个师团和6个铁道守备大队总兵力约1.04万人。^[15]^[77]

国际方面

1920年1月，国际联盟（简称国联）正式成立。先后参加的有六十多个国家。国际联盟标榜以“促进国际合作，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为目的，实际上是帝国主义国家推行侵略政策，对殖民地进行再瓜分的工具。领导权主要操纵在英法两国手里。1931年9月改选后的国联理事会，常任理事国为英、法、德、意、日等5国；非常任理事国为中国、西班牙、爱尔兰、巴拿马、挪威、危地马拉、南斯拉夫、秘鲁、波兰等9国。美国因同英法争夺领导权失败而未参加，但对国联的活动具有一定影响。^[58-59]

兵力对比

播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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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东军

“九一八”事变之时，驻东北日军部队为：陆军驻扎师团（第二师团）近5000人，独立守备队4000多人，旅顺重炮兵大队，宪兵分遣队500多人，飞行队240人等。“九一八”事变爆发后，第二师团留守日本国内的所有部队全部调在东北，归辖于第二师团指挥。^[57]

关东军编制情况
部队			驻地情况	人员编制
关东军司令部			驻旅顺，后移驻沈阳	司令官	本庄繁中将
关东军司令部			驻旅顺，后移驻沈阳	参谋长	三宅光治少将
第二师团	师团部		驻辽阳	师团长	多门二郎中将
	师团部		驻辽阳	参谋长	上野良亚大佐
	步兵第三旅团	旅团部	驻长春	旅团长	长谷部照倍少将
		步兵第四联队	-	-	-
		步兵第二十九联队	-	-	-
	步兵第十五旅团	旅团部	驻辽阳	旅团长	天野六郎少将
		步兵第十六联队	-	-	-
		步兵第三十联队	-	-	-
	直属部队	骑兵第二联队	-	-	-
		野炮兵第二联队	-	-	-
		工兵第二大队第二中队	-	-	-
独立守备队	守备队本部		驻公主岭	队长	上森连中将
	公主岭第一守备大队		公主岭	-	-
	奉天第一守备大队		奉天	-	-
	大石桥第一守备大队		大石桥	-	-
	连山关第一守备大队		连山关	-	-
	铁岭第一守备大队		铁岭	-	-
	鞍山第一守备大队		鞍山	-	-
关东军直辖	旅顺重炮兵大队		-	-	-
关东军直辖	关东军宪兵队		-	-	-
参考来源：^[57]

以上总兵力，日方说1.04万人，中方估计在1.5万人左右，也有说2万人的。中方的统计包括铁路附属地内的日本武装警察3000多人。另外，一般都没有把“在乡军人”计算在内。“九一八”事变之前，东北各地有日本侨民20万人。所谓“在乡军人”，是日本退出现役的军人和预备役军人等，他们都受过正规的军训或参加过战争，日本军部有计划地把他们安置在“满铁”沿线工作。9月8日，关东军发出密令，各地“在乡军人”到沈阳、长春等地集中，应召者近万人。他们与日本武装警察一道，直接参加了“九一八”事变中的军事行动。因此，“九一八”事变时在东北的日本武装力量实际上在3万人左右。^[57]

另外，事变当时在渤海和黄海的日本海军部队为第二遣外舰队，其任务主要担任长江以北的及东北沿海的警卫。其中，第二遣外舰队的司令官为津田静枝少将，旗舰“球磨”，第十六驱逐队“刘置”“芙蓉”“朝颜”等舰。事变时，旗舰“球磨”在青岛，第十六驱逐队在旅顺。^[57]

东北军

1930年中原大战后，东北军成为中央军以外旁系中最强大的武力。1931年5月根据国民政府陆军编制改编后，东北军取消了军和师的编制，以旅为平时最大编制，分国防军和省防军。国防旅每个旅辖3个步兵团，及炮兵、骑兵、通讯兵各1个连，相当于国民党中央军的一个师；省防旅辖2个团。共有国防军步兵25个独立旅另一师（3个旅），骑兵6个独立旅另一师（相当旅），炮兵3个独立旅；省防军步兵3个旅，骑兵2个旅。另有空军5个航空队、飞机260架；海军2个海防舰队、1个江防舰队，共有大小舰船20多艘，总吨位约3.22万吨，海军陆战队3个大队。总兵力约30万人（亦有26万人之说）。日方资料认为东北军总数44万人，是将各省警察甚至民团都算进去了，不足为信。^[57]

1931年6月，由于日本策动石友三倒戈，东北军调步兵6个旅炮兵2旅，约6.5万军队进关讨伐石友三。连同中原大战时入关留在华北的部队，至“九一八”事变前，东北军在关内的兵力约为11.5万人，在关外的兵力近19万人，其中辽宁驻军7.5万人，吉林驻军8万人，黑龙江驻军2万人，热河驻军1.5万人。^[57]

东北军编制情况
部队			驻地情况	人员编制
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			驻沈阳	司令长官	张学良
			驻永吉	驻吉副司令长官	张作相
			驻龙江	驻江副司令长官	万福麟
国防军独立步兵旅	独立第七旅		驻沈阳	旅长	王以哲
	独立第八旅		驻打虎山	旅长	丁喜春
	独立第九旅		驻山海关	旅长	何柱国
	独立第十旅		驻兴城	旅长	刘翼飞
	独立第十一旅		调关内	旅长	董英斌
	独立第十二旅		驻锦州	旅长	张廷枢
	独立第十三旅		调关内	旅长	李振唐
	独立第十四旅		调关内	旅长	陈贯群
	独立第十五旅		调关内	旅长	姚东藩
	独立第十六旅		调关内	旅长	缪澄流
	独立第十七旅		调关内	旅长	黄师岳
	独立第十八旅		调关内	旅长	杜继武
	独立第十九旅		调关内	旅长	孙德荃
	独立第二十旅		调关内	旅长	常经武
	独立第二十一旅		驻宁安	旅长	赵芷香
	独立第二十二旅		驻双城	旅长	苏德臣
	独立第二十三旅		驻长春	旅长	李桂林
	独立第二十四旅		驻依兰	旅长	李杜
	独立第二十五旅		调关内	旅长	张作舟
	独立第二十六旅		驻哈尔滨	旅长	邢占清
	独立第二十七旅		驻延吉	旅长	吉兴
	独立第二十八旅		驻长春	旅长	丁超
	独立第二十九旅		调关内	旅长	王永盛
	独立第三十旅		调关内	旅长	于兆麟
	独立第三十一旅		驻围场	旅长	富春
	第三十六师	师部	-	师长	汤玉麟（兼）
		第一〇六旅	驻水源	旅长	张从云
		第一〇七旅	驻凌源	旅长	董福亭
		第一〇八旅	驻隆化	旅长	刘延春
国防军独立骑兵旅	独立骑兵第三旅		驻哈尔套街	旅长	张树森
	独立骑兵第四旅		驻通辽	旅长	郭希鹏
	独立骑兵第五旅		调关内	旅长	李福和
	独立骑兵第六旅		调关内	旅长	白风翔
	独立骑兵第七旅		驻农安	旅长	常尧臣
	独立骑兵第八旅		驻满洲里	旅长	程志远
	陆军骑兵第一师		驻黑龙江	师长	张诚德
国防军独立炮兵旅	独立炮兵第六旅		调关内	旅长	王和华
	独立炮兵第七旅		调关内	旅长	乔方
	独立炮兵第八旅		驻锦县	旅长	刘翰东
省防军	黑龙江陆军第一旅		驻扎兰屯	旅长	张殿九
	黑龙江陆军第二旅		驻海拉尔	旅长	苏炳文
	黑龙江陆军第三旅		驻黑河	旅长	马占山
	热河骑兵第九旅		驻开鲁	旅长	崔兴武
	热河骑兵第十旅		驻赤峰	旅长	石文华
宪兵	东北宪兵司令部		驻沈阳	司令	陈兴亚
			驻北平	副司令	邵文凯
			驻山西	副司令	李润
海军	东北海军司令部		-	司令	张学良（兼）
	东北海军司令部		驻青岛	副司令	沈鸿烈
	东北海军第一舰队		-	队长	凌霄
	东北海军第二舰队		-	队长	袁乔方
	江防舰队		-	队长	谢刚哲
空军	东北航空司令部		-	司令	张学良（兼）
			-	副司令	张焕相（代）
			驻沈阳	副司令	徐世英
镇守使	东边镇守使		驻山城镇	镇守使	于芷山
	洮辽镇守使		驻洮南	镇守使	张海鹏
	滨江镇守使		驻住哈尔滨	镇守使	丁超
	延吉镇守使		驻延吉	镇守使	吉兴
	绥宁镇守使		驻宁安	镇守使	赵芷香
	吉长镇守使		驻长春	镇守使	李桂林
	依兰镇守使		驻依兰	镇守使	李杜
	黑河警备司令		驻黑河	司令	马占山
	哈满警备司令		驻扎兰屯	司令	张殿九
	呼伦贝尔警备司令		驻海拉尔	司令	苏炳文
	临绥驻军司令部		驻山海关	司令	于学忠
参考来源：^[57]

事件经过

播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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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军挑衅

1931年9月18日晚10时许，日本关东军岛本大队川岛中队河本末守中尉率部下数人，在沈阳北大营南约800米的柳条湖附近，将南满铁路一段路轨炸毁。日军在此布置了一个假现场，摆了3具身穿中国士兵服的尸体，反诬是中国军队破坏铁路。^[51]日军独立守备队第二大队即向中国东北军驻地北大营发动进攻。次日晨4时许，日军独立守备队第五大队由铁岭到达北大营加入战斗。5时半，东北军第七旅退到沈阳东山嘴子，日军占领北大营。战斗中东北军伤亡300余人，日军伤亡24人。

中国军队驻地东大营进攻

沈阳沦陷

1931年9月18日事变发生当夜，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中将参谋长荣臻根据张学良之命，命令东北军“不准抵抗，不准动，把枪放到库房里，挺着死，大家成仁，为国牺牲”。次日1931年9月19日张学良在协和医院对天津大公报记者谈话时再度说：“吾早下令我部士兵，对日兵挑衅，不得抵抗。故北大营我军，早令收缴军械，存于库房”。由于执行张学良不抵抗命令，北大营守军被数量不及其十分之一的日军击溃。^[16]^[52]

日军占领沈阳

日军独立守备队向北大营进攻的同时，关东军第2师第3旅第29团向奉天城攻击，至9月19日10时，日军先后攻占奉天、四平、营口、凤凰城、安东等南满铁路、安奉铁路沿线18座城镇。^[78]

长春沦陷

“九一八”事变爆发的第二天，1931年9月19日凌晨4时30分，日本关东军第四联队主力第一大队趁天色未明，对驻在长春宽城子的东北军中东路护路军二营发动突然袭击。护路军官兵虽然是仓促应战，却同仇敌忾，凭借营房作掩体奋起还击。6时30分左右，日军先头部队占领了东侧营房一角，其后续分队在通过营房东面的开阔地时，受到东北军的猛烈火力截击，死伤众多。9时30分，日军集中重机枪、步兵炮及山炮火力，向东北军营房疯狂射击，东北军伤亡惨重。这时，吉林副司令长官公署参谋长熙洽下达了“避免冲突”的紧急命令，东北军守军不得不停止抵抗，除一小部分撤离外，大部分被解除了武装。11时10分，日军占领了宽城子兵营，长春的北大门失陷了。此次战斗，日军一名少尉等24人战死，33人受伤。东北军二营营长傅冠军等70人为国捐躯。^[79]

在东北军中东路护路军与日军激战的同时，19日凌晨5时许，日本关东军第四联队第二大队大队长黑石少佐率领两个中队及重机枪小队向东北军南岭大营炮兵一营发起攻击。被惊醒的东北军官兵立即进行了抵抗。经过1个多小时的激战，于6时40分左右撤离营地，16门大炮被日军破坏。接着日军又攻陷了东北军二、三两营。日军初战得手之后，天已大亮，自觉兵力不足，未敢贸然深入南岭大营，撤向西边的袁家窝堡隐蔽待援。这时，驻公主岭的日军独立守备队步兵第一大队的两个中队乘火车赶赴长春增援。10时许，日军对东北军南岭驻军再次发起进攻。第四联队第二大队从大营的西侧正面进攻东北军步兵第六七一团营房，独立守备队步兵第一大队从大营的东南侧向六七一团侧翼迂回进攻。东北军守军以步兵炮、迫击炮、轻重机枪、步枪等向日军发起猛烈反击，致使日军强行通过开阔的练兵场时遭到惨重伤亡，大挫了敌军的气势。随后双方进行了5个小时激烈的近战、肉搏战。战斗持续到13时左右，东北军南岭守军1400余名官兵，在上有“遵令退让”的军令，外无援军的情况下，被迫从大营的东北和东侧两个方向，分三股撤离营地，突出重围。14时30分，南岭大营落入日军之手。南岭保卫战前后历时9个半小时，击毙日军43人，其中大尉、中尉、少尉各一人，击伤日军独立守备队步兵第一大队大队长小河原中佐等55人。东北军有200余人阵亡。省档案馆保存的长春市政筹备处给东北边防军驻吉副司令官公署和吉林省政府的电报，反映了当时的情况。这份电报是19日6时40分收到的，电报报告说：“今晨五时许，日军攻击二道沟军营，傅营长中弹身亡，并解除余兵武装。同时接通辽宁的电话，知昨晚九时日军已向城内攻击。旋接南岭炮十团、步五十团电话，被日军包围射击”。^[79]

在宽城子及南岭中国驻军兵营遭到攻击的同时，日军还对驻长春二道沟的中东路护路军及东省特区第二警察署，特警长春分署和路警进行了攻击，先后侵占了公安局、各分局和派出所以及无线电台等要害机关。19日下午1时，日军攻进长春城内，长春陷落。^[79]

此后不到1个月的时间里，东北大部国土相继沦陷，几千万东北同胞由此开始了14年亡国奴生活。^[17]^[79]

锦州沦陷

由于蒋介石电令张学良不许抵抗，张要求其率领的东北军力避冲突、退守锦州，^[53]1931年10月8日，关东军派出12架轰炸机空袭锦州。对此，南次郎陆军大臣依然对若槻礼次郎首相声称“由于受到中国军队的防空炮火攻击，才不得已采取自卫行动”，此后关东军发表公开声明，宣称“张学良在锦州集结大量兵力，如果置之不理，恐将对日本权益造成损害。为了尽快解决满蒙问题，关东军有必要驱逐锦州政权。”此后，币原主张的国际协调主义外交政策受到了严重的挫折，日本越来越强硬。^[18]

张学良

黑省沦陷后，南京政府觉察日军将进犯锦州，急令中国驻国联代表施肇基于1931年11月25日向国联提出划锦州为中立区的提议。12月2日，国民党政府就通知英、法、美三国的公使说：它同意把自己的军队撤出锦州和山海关，但是有一个条件，即日本要提出使法、英、美三国满意的保证，即要求三国保证中立区的安全。有了南京政府的表态，张学良急不可待地直接与北平日本公使馆参事就此事进行具体交涉。但这种交涉不仅受到南京方面的反对，而且也无法从日本方面获得妥协的条件，日方坚持东北军必须全数撤出锦州。^[19]

锦州中立案曝光后，遭到各界人士和学生群起反对，国民政府外交部于1931年12月4日被迫急电施肇基声明放弃中立案，^[20]同时还表示：日军如进攻锦州，中方将实行自卫。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也已就此作出决议，强调“如日军进攻，应积极抵抗”。^[21]

可对于是否抵抗问题，南京政府与张学良之间明显发生分歧。张明显地倾向于和平方法解决，钟情于“锦州中立化”方案。1931年11月29日，张学良致蒋介石密电，称“惟个人对此（指中立案）亦颇赞成”，并在与日方代表谈判之同时，开始秘密安排从锦州一线自动撤军。此举引起了南京政府的严重不安。顾维钧于1931年12月3日电文中极力劝阻道：“兄（指张学良）拟将锦州驻军自动撤退，请暂从缓”；后1931年12月5日顾维钧又与宋子文联名致电张学良：“现在如日人进兵锦州，兄为国家计，为兄个人计，自当力排困难，期能防御。”蒋介石亦于1931年12月8日致电张学良：“锦州军队此时勿撤退。”^[22]但张学良12月21日致电第二军司令部：“当最近日本进攻锦州之时，我军驻关外部队理应防范，但若现政府方针未定时，自然不用锦州部队进行防守，因而撤至关内”，“部队驻地为迁安、永平、滦河、昌黎”。1931年12月25日、26日，张学良又致电国民政府，称“锦战一开，华北全局必将同时牵动”，届时日本“以海军威胁我后方，并扰乱平津，使我首尾难顾”，非但锦州不可守，连华北地盘亦不保。因此张学良不顾劝告，一意孤行将军队从锦州撤退。

31年9月6日张学良致荣臻不抵抗“鱼电”

而与此同时，1931年12月15日，关东军已经开始进攻锦州。12月7日，日本陆军中央部由日本本土增派混成第8旅，并从朝鲜调第20师司令部、混成第38旅、重轰炸飞行中队以增援关东军。12月28日，第2师主力渡过辽河进攻锦州；12月30日，混成第39旅进攻打虎山（今大虎山）。^[18]

日军侵占东北三省形势

日军进攻锦州时，国民政府多次电令张学良抵抗，1931年12月25日，令其“积极筹划自卫，以固疆圉”，张不遵令；张学良部队开始从锦州撤退后，12月30日国民政府还急电令其“无论如何，必积极抵抗”^[23]，但已经无济于事。1932年1月3日，第20师司令部率混成第38旅占领锦州。而此时驻锦州的东北军第12、第20旅和骑兵第3旅早已奉张学良命撤退至河北滦东地区和热河。在张学良的一再不抵抗下日军兵不血刃占领锦州。^[80]

哈尔滨沦陷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军很快占领了东北境内各重要城镇和地区，最初他们未敢贸然进犯哈尔滨。因为哈尔滨是中东铁路的管理中心，设有许多苏联人掌管的机构，各国领事馆和侨民也比较多。^[81]

1932年初，日军以保护侨民为借口进犯哈尔滨，当时依兰镇守使兼陆军独立第二十四旅旅长李杜率步兵一个团赶到哈尔滨，会同马占山(时任黑龙江省代理主席、军事总指挥)等人，召开军事会议，决定武装保卫哈尔滨。当日军命令汉奸张景惠(东省特别区长官、原系土匪)要在全哈尔滨市悬挂日本国旗时，李杜下令：如有撤换中国国旗者，以军法论处。李杜的命令得到全市人民的拥护，地方群众团体捐款50万大洋，支援抗日军队。李杜向其部队及所辖各县通电，呼吁军民团结一致，共同抗日。驻哈尔滨的邢占清第二十六旅和驻双城的赵毅第二十二旅也宣布抗日；东北边防军卫队团团长冯占海举行抗日誓师大会并向五常进发；滨江镇守使、第二十八旅长丁超等部队宣布参加抗日。1932年1月25、26日，李杜、冯占海率部队抵哈后进行了军事布防。^[81]

1932年1月27、28日，于琛澂伪军主力从五常向哈尔滨进犯，另一股伪军配合日军从哈(尔滨)长(春)线逼近哈尔滨。伪军分别向上号(现香坊)、南岗、三棵树发起攻击，李杜、冯占海所部官兵同仇敌忾，奋起反击。在抗日军队排山倒海的攻势下，伪军大败，纷纷逃向阿城。抗日军的哈尔滨保卫战首战取得告捷的伟大胜利。在1月27日的作战中，日军出动4架飞机，飞抵哈尔滨战场上空助战，其中1架被丁超部战士用步枪击中，飞机受创着陆，机内的日军大尉清水下机抵抗被击毙，飞机被焚毁。于琛澂伪军亦被击退。哈尔滨市各界民众和社会团体纷纷前往抗日军队慰劳，赞扬抗日军将士勇赴国难、杀敌保国的壮举，庆贺哈尔滨保卫战的胜利。^[81]

于琛澂伪军和日军进犯哈尔滨的第一次进攻失败后，日军迅速从长春、辽西调兵北上，准备再次进攻哈尔滨。1932年1月30日，日军第二师团第三旅团、关东军第三旅开抵双城堡车站。与驻守此地的吉林自卫军赵毅所部第二十二旅发生激战，从1月30日晚到次日晨，日军以优势兵力出击，出动装甲车、坦克和20多架飞机参战，赵毅部队伤亡惨重，于1月31日下午退至哈尔滨。双城堡阻击战失利，通往哈尔滨的大门就被打开了。^[81]

日军攻战双城堡，控制了中东路哈长线，运兵速度大大加快。2月2日，日军增调第二师团司令部、第十五旅团及铁道独立守备大队等大批兵力逼近哈尔滨南郊地区，在飞机、大炮、坦克、装甲车的配合下，采取以日军为左路，伪军为右路的分进合击战术，向哈尔滨市内发起猛烈进攻。赵毅所部从双城堡退至上号一带，未及休整又投入战斗。吉林自卫军司令李杜亲临前线指挥督战。由于日军进攻猛烈，加之哈尔滨未能修筑防御工事，自卫军防区被迫一再收缩，渐次不支。2月4日拂晓，日军发起总攻，先后突破顾乡屯、南岗防线，自卫军接连失利。2月5日晨，日军又发动攻势，并于当日下午攻占哈尔滨火车站，突入道里区，迫使自卫军无力据守。自卫军虽死命杀敌，但终无法阻止日军进攻。^[90]2月5日晚，自卫军全线撤退。北满重镇哈尔滨遂告陷落。^[24-25]^[81]

日军罪行

播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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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一八”事变期间，日军在沈阳等地肆意烧、杀、淫、掠，犯下滔天罪行。

(一)烧。9月18日夜，日军炮轰北大营，火药库火光冲天，烧成一片废墟。沈阳市和平区居民的住宅多处被炮击，房屋被烧毁，受害居民流离失所，群集郊外避难，有的背井离乡逃往关内。“沈阳某亲日派富户住宅被炮火毁坏，家破人亡”。日军进犯吉林红顶山，飞机轰炸兵营、民房，大火弥漫。日军所到之处，被烧毁的机关、学校、商店、民宅等无法计算。

(二)杀。日军在“九·一八”事变期间，杀害我东北同胞，形式多样，手段残暴，无以复加。

(三)淫。日军所到之处，成千上万的中国妇女惨遭蹂躏。

(四)掠。日军除对商店进行抢劫外，还将商埠之要人住宅，一概占据，先由兵士搜查，然后即由载重汽车将财物抢去，不能载去者即予捣毁。^[82]

事件结果

播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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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全境沦陷

由于张学良一再坚持“不抵抗政策”，在不到半年的时间内，东北128万平方公里全部沦陷，3000多万百姓成了亡国奴。日本对东北三省的大规模侵略强烈地震动了中国社会，一个群众性的抗日救亡运动很快在全国许多城市和村镇兴起。^[83-85]

伪满洲国成立

1932年3月1日，日本扶植原清朝逊位的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建立伪“满洲国”，并强迫中国当局予以承认，遭到严正拒绝。伪“满洲国”完全置于日本政府与军队的控制之下，各部、县等“政府”机构均安排有日本人担任“副”职，掌握实权；甚至“皇宫”中的事务也必须听从日本关东军司令部的安排。东北三省完全沦为了日本帝国主义奴役下的殖民地。^[86-87]

日本图谋华北

“伪满洲国”成立之后，日本侵略者不满足于对中国东北地区的占领，加紧了对中国华北地区的渗透与侵略。华北地区包括冀、察、绥、晋、鲁五个省以及北平、天津、青岛三个市，这里地广人稠，资源丰富，在政治、军事和经济等方面均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久为日本所垂涎。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日本侵略者迅速占领了华北诸省的大部分地区。为了实现“以战养战”“以华治华”的目标，在南京陷落的第二天，即1937年12月14日，日本侵略者扶植以王克敏、王揖唐、朱深等为首的一批汉奸，在北平（北京）成立了一个整个华北地区的伪政权——“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伪临时政府继承“中华民国”的年号，恢复五色旗为国旗，其主体行政委员会大都是由北洋时代的旧政客组成。显然，所谓“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是日本扶植建立的傀儡政权，它的成立、生存乃至在整个华北沦陷区的“统治”均处在日本占领军的严密控制之下。^[88]

各界反应

播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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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政府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南京国民政府处理事变的基本方针为：军事上不抵抗，外交上不与日本直接交涉^[42]，更多的是寄希望于国际联盟，期待国联及“非战公约”国出面对日本施压。^[38]

1931年9月19日，“九一八”事变爆发的第二天，中国驻国际联盟的全权代表施肇基即向国联报告事件情况，提出申诉，同时照会美英等国政府，请国际组织主持公道，希望国际各国深切关注日本在中国东北的侵略行动。^[33]同日，中国外交部长王正廷向日本公使重光葵提出严重抗议。

9月21日，蒋介石回到南京，召集吴稚晖、张静江、戴季陶、邵元冲等会商处理方针，主张对日避免扩大战争，向国际联盟与《非战公约》签字各国申诉，求得公平的决断。^[43]同日，中国政府代表向国联秘书长提交照会，请求国联“立采步骤，阻止情势之扩大”。^[36]

9月22日，蒋介石在南京国民党党员大会上说：“此刻必须上下一致，先以公理对强权，以和平对野蛮，忍痛含愤，暂取逆来顺受态度，以待国际公理之判断。”^[36]

9月23日，张学良派万福麟、鲍文樾到南京，蒋介石接见他们时说：“倭人狡横，速了非易，不如委诸国联仲裁，尚或有根本收回之望”^[33]，再次强调了不与日本直接交涉，幻想依靠国联的主张。

“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

南京国民政府采取的对外妥协政策，与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信念有关，他认为在国家尚未统一的情况下难以与日本决战，所以应坚持“先安内政策”。^[38]“安内”的首要任务便是“剿共”，其次是对付阎锡山等各地方实力派。^[44]

早在万宝山事件和中村事件发生后，蒋介石就相继电告张学良，强调“现非对日作战之时，以平定内乱为第一”，要求张学良“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寻衅，我方应予不抵抗，力避冲突，吾兄万勿逞一时之愤，置国家民族于不顾。”。^[39]

“九一八”事变发生时，蒋介石正在江西指挥“剿共”。^[39]9月20日，蒋介石确定了“团结内部，统一中国，抵御倭寇，注重外交，振作精神，唤醒国民，还我东省”的方针，即在“统一中国”的前提下，注重外交解决的方针。^[37]

1931年11月的国民党四全大会期间，蒋再三表白要抵御外侮，“先要国家统一，力量集中”。同月30日又指出：“攘外必先安内，统一方能御侮，未有国不能统一而能取胜于外者”。^[45]

不同的声音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南京国民政府的基调是不抵抗，但在日本步步紧逼和全国人民抗日呼声的催迫下，也不得不作出不惜一战的表示。事实上，对于不抵抗政策，国民党内部也有不同意见。

邵元冲在参加国民党中央党部的紧急会议时就提出：“所谓不抵抗者，乃不先向人开火攻击，并非武装军人遇敌来袭击至包围缴械时，犹可束手交械而谓之为不抵抗主义者。民族主义、国民精神丧失已尽，安怪异族长驱如入无人之境也。”^[40]

戴季陶、朱培德在1931年9月20日致蒋介石的电报中也说：“政府只有始终宣示和平，从国际上做功夫，然当地竟无一舍死之人，恐外无以启世界对中国之信赖，内无以立后代儿孙之榜样。”^[41]

对于这样无可辩驳的声音，蒋介石无法坐视不顾。

9月21日，蒋在答复山东刘珍年关于如日军进犯烟台应如何反应时，指示:“如果其海军登岸，则我方划出一地严阵固守，以待中央之命令。此时须忍耐坚定镇静谨守之。”。态度比较含混，虽有伺机而动，暂不抵抗的意思，但也要求严阵固守，不排除进行抵抗。

9月23日，蒋介石答复熊式辉日本如在上海寻衅应如何应付时强调：“应正当防卫，如日军越轨行动，我军应以武装自卫，可也。”

9月25日，致电韩复榘指示山东方面行动方针时明确指出：“我军应在潍县多加兵力，以防日军由青岛或烟台侵入济南，我军决在潍县附近与之抗战。”10月5日，蒋再次指示上海驻军“集中配备，俟其进攻即行抵抗”。^[46]

在1931年11月，面对“送蒋北上”运动的舆论压力，蒋介石下了命令，派税警团官兵五六千人，送空军一个中队北上，摆出了抵抗的姿态，然而国民革命军主力依然在“剿共”前线，按兵未动。^[47]

可见，蒋介石做如上表示，并非真已下决心与日军决一死战，主要目的还是为顺应民心，应付舆论。^[46]

总的来说，在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政府的忍痛含愤，诉诸国联，不作抵抗，是典型的弱国无外交，也是对严峻局势的估计不足，对日本的侵略野心警惕不够，政治、军事、外交上的应对软弱无力。面对日本侵略，把中国人民奋起抵抗、挽救民族危亡的历史重任，寄托在国际联盟的调停和列强各国的干涉上，反而对民众自发组织兴起的抗日救亡运动进行压制。不抵抗政策造成的恶果，使日本的侵略欲望更加膨胀，肆无忌惮地扩大侵略战争，明目张胆地为其侵略行为诡辩。^[33]

中共态度

中国共产党率先高举武装抗日的旗帜。1931年9月20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表《中国共产党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谴责日军侵略，提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强烈要求立刻撤退占领东三省的海陆空军，自动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反对世界第二次大战。^[35]^[49]

此后，中共中央又接连发表宣言，指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的事件，是瓜分中国为各个帝国主义者的殖民地的开始，是世界新的帝国主义强盗战争的初步，号召全中国工农兵士劳苦民众，用革命的铁拳给日本帝国主义以沉重的打击，制止帝国主义的暴行，驱逐帝国主义滚出中国！虽然当时中国共产党的力量还比较小，红军和根据地发展不大，也很分散，只是“星星之火”，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红色政权发出的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最强音，同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形成了鲜明对比，昭示着中国共产党在以后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中，成为抗击侵略者的强大力量，成为全民族抗战胜利的中流砥柱。^[27]

与此同时，中共满洲省委指示各地党组织，积极开展抗日斗争，党中央派周保中、赵一曼等到东北，加强党组织力量，协助与领导东北义勇军，另外，从1932年起，也在东北各地领导创建了10余支开展游击战争的队伍，逐步发展为东北人民抗日斗争的主力。^[48-49]

中国民间

九一八事变后，各地各界群众纷纷要求抗日，反对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主义。以《申报》为首的报刊在国内掀起了号召抵制日货、要求抗日救国图存的声音。^[27]

“九一八”事变后上海街头的反日标语

与此同时，东北人民奋起抵抗，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先后出现了东北义勇军和其他各种抗日武装力量。如黑龙江省防军黑河警备司令兼步兵第三旅旅长马占山、第二旅旅长苏炳文，以及吉林省边防军的团长冯占海、第二十七旅的营长王德林、独立第二十四旅旅长李杜、黑龙江省防军参谋长谢珂等，他们的队伍后来与各地地方武装汇合起来，成为义勇军的一部分。

义勇军发展得很快，到1932年已经有30余万人。各地的义勇军尽管组织仓促、武器装备很差，但是士气旺盛。如辽南地区编成的义勇军第二军团，下辖17路军及6个独立大队，多以大刀长矛为武器。但就是这样的队伍，在1932年8月28日曾联合发起攻打沈阳的战斗，袭击了兵工厂，焚毁了机场仓库，烧毁了几架飞机，还毙伤日伪军数十人。东北民众自卫军曾夜袭凤凰城，袭击庄河、大孤山、卡巴岭、三义庙等敌人据点，队伍扩大到3000余人。^[48]

日本政府

紧急制止和失败

1931年8月中村事件披露后，日本政府命外务省密切关注东北形势。1931年9月15日日本驻奉天总领事林久治郎电告外相币原喜重郎：“关东军正在集结军队，领取弹药器材，有在近期采取军事行动之势。”币原喜重郎乃向陆相南次郎抗议：“此种作法从根本上推翻以国际协调为基本原则之若槻内阁外交政策，绝不能容忍。”^[28]外务省亚洲局局长谷正之也对陆军省军务局局长提出过质问：“关东军少壮士官之间正在计划在满洲如何干掉中国军，此一消息是否真实?”因日本国内对于关东军欲在东北发动事变早有所闻，元老派西园寺公望公爵也劝南次郎处事要谨慎。天皇亦谕令南次郎整顿关东军军纪。南次郎决定派参谋本部作战部长建川美次郎到东北，传宣中央意旨。但建川与参谋本部许多人是赞成关东军武力发动阴谋的。派他赴东北的消息，被参谋本部情报课俄国班班长桥本欣五郎密电告知关东军高级参谋、九一八事变的主要策化者板垣征四郎，告知阴谋已泄，盼在建川到沈阳前发动。1931年9月18日建川到达沈阳，尚未到达关东军司令部，事变就在当夜发生了。^[34]

1931年9月18日晚10时半，日本驻奉天领事馆领事森岛守人（时总领事林久治郎不在）从东北赵欣伯处获知中国军队不准备抵抗，乃于10时45分驰赴关东军特务机关见板垣，要求停止袭击。板垣拒不接受。森岛欲再说，花谷正少佐拔刀威胁：“再干涉统帅权，不能置之不理！”森岛只好退回总领事馆，向林久治郎报告。林久治郎向板垣通电话仍劝停火，板垣依然不听。^[29]^[34]

内阁不扩大方针

1931年9月19日，日本政府召开紧急内阁会议。南次郎强调这是关东军的自卫行动，但是币原喜重郎怀疑这是关东军的阴谋，并且试图通过外交手段解决这次事端。同日，日本驻国联代表芳泽先于中国通报日本和中国发生冲突，并称日本政府已采取了所有可能措施避免这一地方事件的升级。9月22日币原对中国政府驻日公使蒋作宾说：“陆军愿吞并东三省，余则视为吞一炸弹。”^[26]

九一八事变

9月24日日本政府对外发表的声明中，虽然将事变的责任推给中方，但也表示，会将军队“大体撤回并集结于铁路附属地内”，并辩称“帝国政府在满洲并无任何领土欲望”。而当时日本军部、关东军与日本政府、外务省之间在处理事件的方式上确实存在分歧。^[34]

内阁向军部靠拢

但在日本社会从上到下的压力下，内阁和外务省的立场开始向军部转移。从根本上说，币原外相与军部对扩展日本在满蒙的权益是一致的。币原主要是更多的从外交的角度考虑，关注和担忧国际的反应。关东军逐步占领了中国东北广大地域后，策划成立“独立”政权，币原也不是绝对不同意的。他是从时机策略着眼，而反对操急从事。^[34]

由于日本国内政坛的倾轧，若槻礼次郎内阁于1931年12月11日总辞。次日，犬养毅任首相兼外相，荒木贞夫任陆军大臣。犬养毅内阁与军部的方针更趋一致。诚如戴传贤上中央政治会议的报告所言：“判断日本之军事政策，必定要达到完全占领东三省之目的而后已。其外交当局，最初与军事当局意见不同。但在第二次（国联）行政院决议之后，外交当局便已逐渐追随军部行动。现在外交完全为军略所支配。故一切观察判断，应以军事为前提。”^[34]

总体而言，尽管日本内阁、外务省在处理“九·一八”事变的方针上与军部存在分歧，但在对外声明和交涉中，却竭力掩饰事变真相，辩解关东军的侵略行径。^[34]随着1932年五一五事件的发生，犬养毅被暗杀。5月26日，日本成立以海军大将斋藤实为首的、唯军部马首是瞻的“举国一致”内阁，使日本的军国主义进一步得到发展。

国际社会

英法两国对九一八事变的态度，主要是通过当时的国际组织——国际联盟的活动表现出来。这两个国家都是国联的主要成员国，在国联占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国联活动几乎由这两个国家所控制和操纵。^[30]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中国向国际联盟提出了日本侵略中国领土、破坏国联盟约的控告。1931年12月10日，在中国代表一再要求下，国际联盟通过决议，决定由英国人李顿爵士率英美法德意等五国代表组成调查团，实地调查“九一八”事变情况。1932年2月，调查团从法国出发，两个多月后才抵达沈阳。^[30]

调查团到东北前，日本为了欺骗国际舆论，掩盖侵略罪行，策动东北的“所谓独立运动”，成为伪“满洲国”。调查团到东北后，日本侵略者又捏造各种假象，阻挠调查团工作。在中国代表顾维钧的多方努力下，东北各界民众通过各种渠道给调查团寄送了大量信件，揭露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的阴谋和武力扶植伪“满洲国”的内幕，使调查团了解了一些真实情况。^[30]

国联调查团在东北进行了总共6周的所谓实地调查，起草了共14万多字的调查报告书。报告书对日本侵占中国东北的阴谋有一定的揭露，对九一八事变真相的若干部分也予以承认，认为伪“满洲国”不是“由真正及自然之独立运动所生产”，而是“日本军队之在场及日本文武官吏之活动”的结果。但总体上看，调查报告书模糊是非、混淆黑白，暴露了西方列强对日本侵略中国东北的绥靖政策。尤其是提出非常荒谬的建议，主张中日两国都撤出在中国东北的军队，把中国领土东三省由西方列强共同管理。^[30]

调查团报告书公布后，国民党政府表示“原则接受”。日本驻国联代表松冈洋右在国联特别大会通过报告书后恼羞成怒，退出会场。日本政府以抗议报告书为由宣布退出国际联盟。李顿调查团报告书一出笼，全国人民表示强烈反对。10月6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发出通电，指出这个报告书“公开地最无耻地宣布了瓜分中国的新计划”，号召全国民众武装起来，在苏维埃政府的领导下，“以革命的民族战争，来撕碎李顿的报告书”。^[30]

苏联方面

苏联对九一八事变十分关注。虽然当时两国外交关系中断，苏联政府从外交及道义上同情和支持中国。苏联政府致电中国表示同情，对日本侵犯苏联在中东铁路拥有的权益提出强烈抗议。苏联外交部也发表声明，表示在道义上、精神上、感情上完全同情中国，并愿意做一切必要的帮助。不久，中国出席日内瓦国际裁军会议代表颜惠庆与苏联外交部长李维诺夫进行谈判，很快恢复了中苏两国邦交。但与此同时，出于自身利益和在中国东北的权益，为避免与日本直接冲突，九一八事变后，苏联政府两次向日本致函表示，对于中日冲突将采取不干涉主义的中立立场。11月19日，李维诺夫向日本驻苏大使广田表示，苏联政府重视维护和巩固与日本现存的关系，对各国间的冲突奉行严格的不干涉政策。苏联的不干涉表态，打消了日本有关苏联干预的顾虑，客观上鼓励了日军扩大在中国东北的侵略行动。^[30]

美国反应

美国对九一八事变的反应，经历了一个由消极观望，到与国联合作，再到不承认主义的过程。九一八事变前一天，美国国务卿与日本驻美大使出渊胜次达成一项秘密谅解：美国保证不干涉日本在中国东北的行动，日本则保证其在中国东北的行动应限于锦州以北。事变发生后，美国政府消极观望，默不作声。直到日本侵占锦州，并向锦州以南进犯时，1932年1月7日，美国国务卿史汀生照会中国和日本，宣布日本对中国东北的侵略是对中国领土主权的干涉，违反了凡尔赛和约，美国政府对此不予承认。对这一被称为“史汀生主义”的政策，中国和欧洲各国普遍表示赞同。由于没有采取遏制日本侵略的具体行动，美国的这一政策也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效果。^[30]

事件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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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开二战序幕

“九·一八”事变是20世纪30年代初期发生在中国东北的震惊中外的重大事件，它不仅是日本帝国主义妄图以武力征服中国的开始，也是法西斯国家在世界上点燃的第一把侵略战火，它的爆发标志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序幕的揭开，也标志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开始。^[31]

抗日战争起点

“九一八”事变是中国人民十四年抗日战争的起点。^[99-100]“九一八”成为14年抗日战争的开端，不只是因为是日本侵华的起点，更因为从那一刻起，中国人民的抵抗从未中断。^[100]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是一个从小到大，逐渐发展到全国性抗战的历史过程。^[99]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武装侵略的开始，是它争夺亚洲霸权和走向发动世界战争的起点，标志着第二次世界大战两个策源地之一——远东战争策源地的最早形成。^[99]

社会性质转变

毛泽东指出：“自从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武装侵略中国以后，中国又变成了一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的社会。”九一八事变后中国社会性质和主要矛盾所不断发生的变化，一直持续到1945年9月日本战败投降，中日民族这个主要矛盾才得以解决。

民族团结抗日

九一八事变及时向全国人民敲起警钟，“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越来越成为华夏儿女的共识。在民族危机感逐步加深的过程中，民族责任感也迅速提高，并付诸实践；许多爱国知识分子积极发表政见和主张，呼吁全国人民“彻底明了国难的真相！”“人人应视为与己有切肤之痛，以决死的精神，团结起来作积极的挣扎与苦斗”，广大民众和各界人士以各种形式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

国共两党是当时中国的两大政党，九一八事变后，随着中华民族的空前觉醒，民族团结也日益增强，两党的民族使命感迅速增强，有力的促进了两党的再次合作，从东北地区到西北地区，最后发展到全中国，终于开创了团结御侮，共同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的新局面，实现了民族大团结。^[32]

事件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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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闻十八夕十九晨辽东倭警，眦裂血沸，悲愤难宣。（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古文字学家黄侃的日记）^[61]

全国同胞对此国难，人人应视为与己身有切肤之痛，以决死的精神，团结起来作积极的挣扎与苦斗，如政府甘心亡国，我们不能坐视偕亡，当起而自救。（1931年9月26日邹韬奋在《生活》周刊著文呼吁）^[60]

九一八事变是我们有生以来最严重的国难。（1932年傅斯年在《独立评论》上发表的《“九·一八”一年了！》纪念文章）^[60]

日本充其野心，直欲灭我全国，奴我全民，中国当局者，纵欲屈辱妥协，苟安旦夕，已决非日阀所许，呼吁四万万中国国民立即行动起来，制止国共内战，鞭策政府，俾得悉移剿共之兵力财力，以度此空前非常之国难，此真爱国志士所当剑及履及求其实现者也。（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大公报》发表的社评）^[60]

纵观日本侵华历史，其目的首在吞并中国。日本素称奉行所谓"中日亲善"政策，"亲善"二字实为"吞并"之代名词。回溯历史，割我台湾、并我朝鲜、划我东三省为势力范围、在政治上助我内乱，此等毒辣手段"皆已往亲善成绩也"。此次军事暴行，不过为日本侵华历史之延续。日本处心积虑，欲吞并我满蒙，"贯彻其所谓满蒙既得权益之维护论"。（九·一八事变发生后香港《工商晚报》发表的评论）^[62]

后世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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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场馆

九·一八历史博物馆

九·一八历史博物馆位于辽宁省沈阳市大东区望花南街46号，地处沈阳东北部，柳条湖立交桥西北，西靠长大铁路。^[63]始建于1991年“九·一八”事变六十周年之际。^[64]1997年9月，九·一八历史博物馆在原残碑和地下展厅的基础上开始扩建，1999年9月18日正式落成开馆，并由江泽民同志题写了馆名。新馆总占地面积35000平方米，建筑面积12600平方米，开放面积9180平方米，展线长510米。博物馆共设有7个展厅，展览照片800余幅；实物300余件；文献、档案资料近100件；大小型场景19组；雕塑4尊；油画、国画等20余幅。现为国家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国家AAAA级旅游景区、国家一级博物馆、辽宁省对台交流基地。2016年12月，入选《全国红色旅游景点景区名录》。^[63]1997年，日本前首相桥本龙太郎访华时拜访过这个地方，写下“以和为贵”，成为进入该馆的第一个在位日本首相。^[65]2017年12月，入选教育部第一批全国中小学生研学实践教育基地、营地名单。^[63]2025年6月24日，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中央宣传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胡和平介绍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纪念活动总体安排。9月18日，以辽宁省委、省政府名义，在沈阳市“九一八”历史博物馆举行勿忘“九一八”撞钟鸣警仪式。^[68]